從國家多個部委聯手緊密核查康菲公司渤海漏油事件，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兩大動作看，決策層已把治理水污染提升到非同一般的歷史高度。
據監察部的統計，近幾年全國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而據環境保護總局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全國近14萬公里河流的水質評價結果是，近40%的河水受到了嚴重污染；在被統計的131條流經城市的河流中，嚴重污染的有36條，重度污染的有21條，中度污染的有38條。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表明，去年全國因包括水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000多億元，約占當年GDP的4%。 更嚴酷的現實是，近年我國污水排放增長率維持在3%上下，未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污水排放量還將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長。
產業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放是中國經濟長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業尤其是資源消耗工業增長較快。由于受水資源、航運等產業布局因素的影響，重化工業沿江或沿河布置已成一種范式。據統計，全國兩萬一千多家石化企業中，位于長江、黃河沿岸的石化企業達一萬三千多家。至于小造紙、小皮革等項目在水環境敏感地區大起爐灶的更比比皆是。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統計，目前我國工業污水排放量每年達到300多億噸，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載的工業污水排放與日俱增。而問題的嚴峻性在于，目前我國仍有61%的城市沒有污水處理廠。在修建了污水處理設施的城市，能正常運行的也只有50%；而在廣袤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基本為零。正因為污水處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負荷就如泄閘之洪水沖入河流與湖泊。
研究表明，我國農村面源污染在各類環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至60%，并成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過城市和工業源的排放總量。一方面，過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驚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則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滲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隨地表徑流進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會造成水域富營養化或飲用水源硝酸鹽含量超標，已成危害水質的“第一隱形殺手”。
現實最終還是將中國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這一西方工業化國家走過的老路之中，留給我們的選擇，只能是將舊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徹底控制和杜絕新污染。對此，環保部環境規劃院日前發布的一份報告預測，“十二五”期間，我國污水治理累計投入將達到1.06萬億元，力爭到2020年使城鄉居民飲水達到安全或基本安全。只是通向目標的未來之路也許并不平坦。筆者認為，防治水污染應當開拓出更為廣闊的戰略思路，這意味著科學規劃流域內的重點產業布局、加強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管理與協調、加大違規成本和懲治力度、引入市場機制，以經濟手段推動水污染治理等多個方面。
在協調上下游、左右岸在產業布局的關系上，充分考慮重點污染企業對污染排放的處理；在飲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區，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業，以免對中下游地區的用水造成威脅；筆者主張盡早建立區域性“污染補償機制”。上游發展經濟污染了下游，就須以某種形式補償下游；同時，下游地區參加上游地區的環評，并嚴格實施一票否決制度，形成上下監督的機制和體系。
跨區域、跨流域的綜合治理是從流域的生態承載力出發，突破地區和部門之間的障礙，綜合考慮流域內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與保護。同時，要根據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河流流量的季節變化等因素，科學核算流域的納污能力，在此基礎上，確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總量、各企業的排放定額和排放標準。為此，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權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協調機構。這種機構應有各方面的代表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流域內各級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戶代表以及專家代表等。流域內一切重大的水事項和政策都應由流域管理委員會通過民主協商并表決的辦法來決定。
為完善水環境保護的各項法規，中央政府可考慮在省級以下行政區劃內成立懲治環境違法行為、獨立于地方政府的機構，以提高環境執法的專業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單專業領域的環境執法職能上升到國家層面。
以經濟手段推動水污染治理的思路，筆者提三點，首先，建立環境資源價格體系，推行排污權有償交易，運用價格杠桿激勵企業加強污水治理；其次，完善污水處理付費制度，積極落實污水處理收費政策，所有城鎮都要開征污水處理費，并逐步提高收費標準；其三，吸引社會資金投入污水處理廠和管網建設，提高城市污水處理的技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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