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城市而言，水資源是其發展的基礎性資源。城市是用水最集中、用水強度最大、供水保證率和水質要求最高的區域，但同時，城市也是水危機出現時矛盾最突出的地區。
中國城市的水危機，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蔓延擴展。中國城市的水資源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正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高歌猛進的每一座城市似乎都不能回避水資源短缺這一命題。從尋找水源地，到遠距離調水，從海水淡化，再到調整水價，城市的管理者們為了找到一潭清水可謂費盡周折。
本期，城市版特刊發一組稿件，為讀者闡釋城市水危機的出路。——編者
◆本報見習記者唐斐婷
大規模調水原因何在？
水質型缺水已經取代水量型缺水，是我國面臨城市水危機的主因
據報道，杭州人期盼已久的第二水源千島湖配水工程將于今年正式動工，設計2020年年引水量為14.9億立方米。至此，這場頗具爭議的工程終于一錘定音。
去年以來，水源問題一直困擾著杭州，自去年12月10日起，在杭州市，許多市民發現家中的自來水存在類似于塑料、油漆或農藥等異味。而類似的事件在同年3月及5月已出現過兩次。早在2012年，錢塘江流域就已檢出67種有機污染物，其中苯并芘、二氯甲烷等五種有機污染物濃度在枯水期超過飲用水源地水質標準。
這只是我國水資源脆弱的一個縮影。
“目前，我國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省會城市要靠調水滿足需求，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對于城市調水現狀，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這樣告訴記者。
據報道，廣東省“十二五”期間，預計投資約236億元實施“西水東調”工程，預計年調水量為20.7億立方米。號稱“彩云之南”四季如春的昆明市也早已將城市調水工程列入計劃之中，昆明的調水工程輸水干渠近900公里，計劃年調水34億立方米，工程總投資額達到629億元。
而在2012年，廈門首次全國水利普查公報發布，廈門市經濟社會年度用水量約為5.6億噸。廈門居民和各行各業一年要消耗掉126個島內湖邊水庫的水，相當于差不多3天就用光一座湖邊水庫。
守著江河的南方水邊城市也大行調水之事，更不用說遠離水源的北方城市了。
據水利部統計，全國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嚴重缺水；在32個百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個長期受缺水困擾。在46個重點城市中，45.6%水質較差，14個沿海開放城市中有9個嚴重缺水。北京、天津、青島、大連等城市缺水最為嚴重。
由此，一個個浩大的調水工程開始橫貫中國版圖。而在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調水工程背后，資源型缺水并非主因。
“水質型缺水已經取代水量型缺水，成為我國城市水安全最主要的挑戰，是我國面臨城市水危機的主因。”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我國城市水安全現狀與對策》一文中指出了這一令人擔憂的事實。
“眾多城市紛紛調水，一個原因是經濟發展了，需求增加了，然而，更重要的是水資源沒有得到有效利用。”馬中指出了問題的關鍵。
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連續8年對35個大中城市的自來水廠約12000個取水口水源水樣檢測結果表明，達到Ⅱ類水體標準的水樣數量比例由2002年的24.8%下降到2009年的8.6%。一些位于降水量充沛或水系發達地區的城市，周邊水源污染嚴重，由于“水質型缺水”引發了水危機；此外，由于水生態治理是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一旦放松管制或治理力度降低，水環境的狀況就可能出現反復。
遠距離調水面臨哪些問題？
調水規模越來越大、距離越來越長，帶來生態破壞等諸多問題
“即使要調水，也還有遠水和近水的問題。先看看家門口的水是不是合理利用了。”馬中認為，抵制浪費是遠距離調水前必須要考慮的問題。“不能只想著解決渴的問題，而應該想到為什么渴。”
遠距離調水動輒幾十億，上百億，已成為眾多城市解決水源污染問題的一大“法寶”。然而，其背后的經濟、社會與生態代價卻湮沒于找到新水源地的短暫歡欣之中。
“城市調水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決問題，但不能成為常態。”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文君認為，現在大家只考慮到調水的利益，對弊端卻強調得不夠。
浙江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海洋局海洋二所研究員許建平則進一步強調了調水的弊端：“遠距離調水的成本比較高，不僅僅是經濟成本，還有社會成本，沿路要征用土地、拆遷、移民。突發性的地震和地質沉降還對調窖水的管道產生影響。”
“隨著調水規模越來越大、距離越來越長，帶來了調水越來越困難、調出地水生態破壞越來越嚴重等諸多問題。”仇保興認為，外調水工程量大、投資和運行成本高，調來水與當地水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越來越多，一些地方出現了調來水與當地水成分差異導致自來水管道內的水垢溶解析出，形成了新的污染，且相當難以治理。所以，以長距離調水解決水資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陷入困境。
據了解，澳大利亞在30年前實施了南澳墨累河調水工程，導致整個南澳三角洲出現了水生態植被退化、濕地破壞、土地鹽堿化和物種消失等生態問題，所造成的損失已經遠超調水所得利益。
水資源浪費隱憂重重
城市水量是否夠用，還取決于其利用方式和需求結構
而在大規模調水與水資源浪費嚴重現象并存的我國，形勢更是不容樂觀。
據統計，我國農業用水占用水總量的73%，但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約為0.45，與世界先進水平0.7～0.8 有較大差距。多半損失在送水過程和浸灌之中，我國農村普遍的水資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工業用水的重復利用率為30%～40%，實際可能更低，而發達國家為75%～85%。此外，家庭生活用水量雖然低于前兩者，浪費情況卻非常嚴重。
以北京為例，據報道，北京市僅一年的洗車耗水量，就相當于一個多昆明湖或6個北海的蓄水量。同時，人們還在無形中破壞著那些尚未用的水資源。據統計，我國每年的工業廢水和城鎮生活污水排放總量己達到631億噸，這相當于我們每人每年排放40 多噸廢污水，而其中大部分未經過處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湖海。
可見，經濟的發展未必是缺水的理由。“城市缺水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人口增多或者經濟發展，水量是否夠用還取決于其利用方式和需求結構。比如我國農業的用水量大，農業在北京只占經濟總量不到1%，卻消耗掉約30%的水。” 在馬中看來，水資源的利用是有很大彈性的，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承載力不夠的問題。
用什么方式解決城市水危機？
減少農業和工業用水，調整水價使之體現真正用水成本
“一個城市的規劃初期就應該考慮到水源，最好是以水源來配制我們的發展模式。調水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行為。”在劉文君看來，城市的水資源是無法改變的，且我國水資源的分配不均衡，因此，最好能根據水源的容量去安排自身的發展模式和發展規模。
“水源是保證我們城市安全、城市正常運轉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如果一味地只考慮發展，等發展好了再去控制水源污染問題，是很難持續的。”
事實上，并非所有的城市都真的缺水，而被隨意浪費污染的水資源問題卻成了阻礙城市發展的痼疾。由此，一次又一次的調水工程開始風起云涌。
“除有些城市確實嚴重缺水外，不少地方政府將調水當成靈丹妙藥，水不夠用不去節水，而是首先設法調水；水污染后不去治污，也想著調水。”有水利專家憂心忡忡地說，“調水成了萬能鑰匙，水調來了，就可以繼續粗放的發展模式。”
劉文君認為，大部分城市應該先考慮治水與節水，而非調水。據《中國可持續發展水資源戰略研究綜合報告》預測，我國2010年供水設施單位投資約8元/m3，污水處理約為10元/m3，而節水僅需3元/m3。相對于調水和治污，節水不僅成本較低，而且有很高的生態環境正外部性。
而在馬中看來，減少農業和工業用水就能解決水資源短缺的問題。“居民生活用水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剛性需求，而且比例較小，農業節水的潛力遠遠超過生活用水。”目前，我國農業用水占總用水量的60%左右，工業用水占25%左右，居民用水占12%左右。如果北京農業用水節約一半，就可以解決南水北調一半用水量。
此外，水價是另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國目前用水的價格沒有反映水的稀缺程度。水價低，就沒有人愿意循環利用水資源。” 馬中認為，只有水價符合其應有的價值，才能激勵人們去發展替代技術。而循環用水、海水淡化和節水等技術提高了，調來的水就沒有競爭力了。因此，只有水的價格體現真實用水成本，才能刺激水的合理有效利用。
據了解，農業用水中的漫灌和滴灌技術用水量相差幾百倍，效果卻相差無幾。在以色列，生活用水量超過農業用水量。以色列的農業也很發達，但用水量卻少于生活用水。究其原因，是因為農業用水價格超過生活用水。
以中水為例，馬中進一步說明了水價在我國的重要性。“中水處理后可以作為工業用水。然而，如果新水價格低于中水，企業為何要用中水？說到底，市場對于公共物品，比如環境和資源的配置上是失靈的，這時政府就要制定政策，把市場調整到有效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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