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如果現在還存在排污的暗溝，這是不應該的。在前不久舉行的中山、江門、順德三地座談會上，順德方面卻對工業廢水直排現象矢口否認，這種說法隨即遭到中山方面的反對。
“如果現在還存在排污的暗溝，這是不應該的。”日前，本報推出“追水溯源”第一篇報道《海洲水道兩側仍見污水直排》后，引起了市環保部門的高度重視。
不過，在前不久舉行的中山、江門、順德三地座談會上，順德方面卻對工業廢水直排現象矢口否認，這種說法隨即遭到中山方面的反對。此次“口水戰”至少可反映出，目前三地還沒完全理清跨界污染的責任，聯合治污還任重道遠。
“在相鄰幾個城市中，各自都有治水方案，但相互之間沒有什么聯動。”連日來，記者采訪了多位專家和相關部門獲悉，事實上，多年前三地聯動治污機制就已經提出了，但由于西江治污管理牽涉到多方利益博弈，導致相關措施終究難產，而目前三地的治污主要依賴各地政府的自覺，聯動治污始終難破堅冰。
治污要依賴各地自覺
責任互推諉
一方說有污染，另一方卻堅決不承認。這種“口水仗”屢屢發生在中山與周邊地區。
這次海洲水道排污事件一共涉及順德、江門和中山三地。其中，中山作為下游城市，是被污染的“受害者”，而順德和江門則是位于上游的排污者。由于污染問題長時間得不到解決，今年1月省“兩會”期間，中山便向省人大提交議案“投訴”上述兩位排污者。
做過調查的古鎮環保部門說，江門市荷塘鎮共有30多家水污染企業、20多家大氣污染企業，順德均安鎮牛仔城工業污水集中處理廠位于古鎮海洲水廠上游，“這些企業超標排放和偷排現象時有發生，對古鎮及中山飲用水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群眾對此投訴不斷”。
在省人大的協調下，江門有關方面坦承存在污染情況，并作出了系列整治舉措。不過，議案中所提的順德均安鎮排污問題，該區相關負責人卻予以否認，“沒有議案中提到的工業廢水直接排放情況存在”，排放總量符合標準，各項污染物排放達到規定標準，“我們還對相關重污企業每月兩次不定期監測，發現他們3年廢水排放量均達標排放”。
參與提出議案的一位省人大代表對此質疑道，“在枯水期，均安鎮設在西江的排污口常見到一片濁黃，也能聞到臭味，不排除均安個別企業有偷排行為”。
“現在還有暗溝的存在，是不應該的。”市環境保護局有關人士說，在現有的框架下，西江治水最為核心的區域責任問題更多地是依賴各流域城市的“自覺程度”，要看當地政府怎么去衡量這個問題，“對于一個經濟區域而言，工業發展很重要，在環境治理領域的博弈還是很激烈的。”就中山而言，自2009年以來已開始全面整治西江沿岸的工業污染問題，包括古鎮、小欖、橫欄等多個鎮區的重污染企業得到清理，從源頭上將沿岸污染的可能性排除。
上下游補償機制遲遲難產
利益難協調
上游要發展工業，下游卻要喝好水。利益上的矛盾一直是困擾三地聯合治污的難題。
擁有“中國牛仔服裝名鎮”之稱的順德均安鎮，牛仔服產值早在2007年已經逼近40億元，成為該鎮的支柱產業，近年來還呈現23%的年均增長速度。而作為牛仔服產業的配套設施，牛仔城工業園正是以洗水和紡織為核心業務，這正是污染中山水的源頭之一。
江門荷塘鎮，一個正處于經濟快速趕超珠三角的后發鎮區，當前也已經確立了玻璃燈飾、汽車零配件、紡織內衣3大支柱工業，而位于西江邊上的康溪工業區和篁灣工業區，正是荷塘鎮承載這3大產業的主要平臺。江門相關部門人士也坦承，“要一下子對這些企業全部清走是不可能的，只能一步步地實現轉型升級”。
對此，市水利水電勘測設計咨詢公司董事長、資深水利專家謝建麟表示，為了協調好“上游要發展，下游要好水”的難題，國家曾提出環境補償機制，主要觀點就是下游要好水，就要給上游進行補償，“不然難道上游不用發展了？”
上下游生態補償機制是專家認為較為有效的跨界治污舉措?！稄V（州）佛（山）肇（慶）經濟圈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規劃（2010―2020年）》在2011年10月已正式發布，在省內首次嘗試了跨界河流的生態補償機制，但背后的監督及補償細則，終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章作為強有力的支撐。
“補償機制喊了很多年，但是現在有很多例子都可以證明，這個機制沒有法律的支持幾乎寸步難行。”市環保局有關人士表示，當前這種補償機制還缺乏可操作性。
珠江水利委員會，是中國珠江流域內水資源綜合規劃、協調開發、統一調度的專職機構。對于建立生態補償機制，該委員會相關人士表示，“從流域管理的角度看，我們希望能夠推進生態補償機制。”但他透露，該機制目前在法律和政策上還缺乏相關依據。
跨界管理面臨三大困境
執法難越界
跨界治污離不開聯合執法。但三地堅如磐石的行政壁壘，仍使聯合執法寸步難行。
據市環保局相關人士表示，由于這些污染企業不在中山轄區內，就難以確定排污責任主體，“況且企業排污行為存在一定的季節性和突發性，而跨界執法工作機制尚未形成，打擊跨界違法排污行為存在一定難度”。
此外，因為有這樣的壁壘作為“保障”，一些污染企業甚至還和政府玩起“躲貓貓”游戲，即在政府查處時就跑到鄰近的城市，等到這個城市開始查了，又跑回來。在中山、江門和順德三地，除了幾大工業園不能跨界執法外，也存在這樣的難題。
對此，曾有專家建議跨界污染要建立一支“聯合執法隊”。但在謝建麟看來，此舉的可操作性不大，“現在政府這種能力不可能搞三市聯合執法隊，因為這涉及到執法隊的編制歸屬、誰發工資等問題，執法隊往往都要聽本地政府的，工作根本無法開展”。
謝建麟說，珠江水利委員會對珠江的管理可以說是“從頭管到尾”，是國家的行政機構，水污染防治法賦予它執法權，“在管理過程中，既要看措施是否到位，也要看當地政府是否服從。如果給當地政府發一個污染整改的通知，當地政府可能會不予以理睬”。
“現在治理跨界問題，較為有效的就是提交上級人大，通過人大加強對各地政府的監管協調。”謝建麟說，但從專業角度來講，政府需要人大代表多提建議意見，才能科學合理地實施監管協調。“但他們有專業限制，對這方面知識不一定系統，有時也是為了完成提案任務，如果后面有個咨詢團隊來幫助的話，就能掐到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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